科研产出什么最终还是政策说了算

李侠

2018年10月份中央五部委把学术界热议的“破四唯”问题（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正式提上议程，一年多过去了，各种评价似乎一切依旧，时至今日仍然是雷声很大雨点很小，至于当初提出的破四唯之后“唯学术、唯贡献”的新标准，基本上仍停留在概念层次上，至少短期内根本没有多少现实可操作性。回过头来冷静思考一下，不难发现，所谓四唯问题事关科技界整体运行的宏观评价问题，然而解决思路却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微观层面，这种处理方式如何能有效呢？换言之，任何有限个体即便放弃对于四唯的追求对于中国科技界整体状况的改变也无足轻重，此时若还纠结于某些人的科研价值取向意义不大。

科研产出根据研究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基于基础研究所得到的是科学论文；基于应用研究所得到的是技术原理、方法等；基于试验发展研究所得到的是技术改进等。不同的研究领域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方法，比如基础研究成果，它的主要特点是探索未知，这种成果只能以论文的创新性作为评价的主体。同理，对于应用研究而言，它的主要特点是解决技术难题与内在机制，这种研究成果的评价应该主要围绕其应用性前景展开；对于试验发展研究而言，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具体解决现实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要评价标准，也许这类研究根本发表不了论文，但其价值却是实实在在的。基于上述三类研究的特点，可以清晰发现，三者之间不能用同一把标尺来衡量。当下遭遇到的破四唯困境，其最突出表现就是用一把标尺衡量所有科学研究，这显然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实际。难道身处科研一线的工作者不知道这些差异吗？显然不是。那么，为什么这种不符合科研发展规律的荒谬评价标准会被科技界奉为圭臬呢？显然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力量：政策导向。

处理宏观问题的基本原则在于从宏观层面上寻找原因与驱动力。造成中国科技界四唯现象泛滥的根本原因是政策的误导与扭曲所导致的。由此，笔者给出第一个推论：有什么样的科技政策就会有什么样的科技产出方向。由于政策从制定到产生效果通常有一个滞后期，这个滞后期根据经验大约在10-15年时间，为了验证这个推论，笔者从科技史的角度对建国70年来科技政策偏好与科研产出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清晰发现，这期间中国科技政策偏好出现了两次重大的范式转型，这期间的科技生态变化可以直观地揭示我们的推论，科技界的“环肥燕瘦”是政策偏好所致，而这种政策偏好的弊端日益显现，已经无力支撑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只有另辟蹊径，这也是破四唯在当下获得广大科研人员高度心理认同的基础所在，由此也开启了第三次政策范式转型之门。

第一次政策范式转型（简称应用型范式P1）。这次政策范式的主要特点是关注科技对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真实帮助，它持续的时间大约30年（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初）。在这个应用范式P1指导下，我们的科技产出的主要目标是服务社会，这期间的很多科研成果极大地支持了新中国在百废待兴基础上的重建。这个时期科技产出的最大特点就是实用知识产出居主导地位，而理论类科技产出不是很多，也不是政策关注的重点。如这一时期我们的两弹一星、南京长江大桥等众多实用科技知识，相反，虽然在应用政策范式1的主导下，理论研究不是政策关注的重点，但是，那些真正热爱基础研究的人仍然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如结晶牛胰岛素、屠呦呦的青蒿素、陈景润的数论研究等等，但科技产出的这种局面是那个时期的特定科技政策范式所决定的，这种因果关系不能搞混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中国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科技政策，即《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在这份规划中确定了 57 项任务，包括 616 个中心任务，再从中选出 12 项重点项目，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份规划的主要偏好都是事关国计民生问题的应用研究。